蒋晓云:三十年后,归来

2014/10/9 11:50:52 来源:糖果阅读网

蒋晓云:三十年后,归来

1954年生于台北,祖籍湖南岳阳。现旅居美国。1975年发表处女作,在台湾频频获奖,作品后集结成《随缘》、《姻缘路》出版。1980年后赴美留学,成家立业,停笔30年。2011年春天以长篇小说《桃花井》复出,出版短篇小说集《掉伞天》,目前正在写作“民国素人志”系列。

蒋晓云是谁?她被“发掘”了张爱玲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权威夏志清先生,誉为“又一张爱玲”。

她写过什么?1975年发表处女作小说《随缘》,获朱西宁盛赞;其后以短篇《掉伞天》、《乐山行》,中篇《姻缘路》,连续三次获得台湾“联合报文学奖”。

为何台湾文坛鲜见提到她?1980年,声名鹊起的她放弃了写作远赴美国,其后成家立业,从事计算机行业,和文学再无牵连。

谁也没有想到,30年后,从工作岗位上退了休的蒋晓云,又重新执笔回到了文坛。

2011年,台湾《印刻》杂志发表她的新作《桃花井》,人们忽然意识到,蒋晓云回来了。据说张大春最激动,说“她是我偶像”。重归写作的蒋晓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写作计划——38个生于民国的女人,一人一个传奇,故事是野史,也是真事,祈望借此勾连出不一样的历史图景。目前她已经写完了14位女性,结集成《百年好合:民国素人志》,这本书和《桃花井》都已经由新经典文化出版。

今年60岁的蒋晓云,就这样重新回到了读者的视野。

被林青霞的“红”刺激,

遵父命转学“实业”

1970年代,蒋晓云原本跟朱天文、朱天心、吴念真一起初登台湾文坛,她曾连续三年获得“联合报文学奖”,备受朱西宁、夏志清、白先勇诸先生赏识。只是,和当年的文学小伙伴不同,她在名气渐响的关头停了笔,远赴美国,投身计算机行业,每天学习用程序语言和机器对话。

蒋晓云并不是天生就要当作家的。念大一时,爱好文学的闺蜜报名参加了写作班,最后写不出东西,拿了蒋晓云的半成品去交差。朱西宁得知原委后,邀蒋晓云来家中并鼓励她写完,她连夜赶工,处女作《随缘》就这么诞生了。

22岁时,蒋晓云以文坛新人的身份出席艺文界聚会,同座的还有同年龄的林青霞,人已经大红了。“我当时受到很大的刺激,不知为什么把演电影的、搞文学的都放在一起,你会觉得她是众星捧月的,而自己被冷落,觉得文学家这个职业没什么好。大家都围着林青霞坐,只有白先勇过来跟我打招呼,他特意跟我说,你写得很好,要继续写下去哦,我感动得不得了。”

另一件让她不开心的事是,当时她向一位编辑要稿费,编辑说她贪心,“稿费本来就是我应得的,有什么贪心不贪心呢?这让我觉得写作是很清苦的事情,还不如继续好好念书,保持这个纯洁的兴趣就好了。”

这些经历让蒋晓云感觉鬻文寒酸,再加上家中父亲对她的写作虽没有“不愿意”,但也没有鼓励。蒋晓云说,“父亲鼓励子女从事实业,追求世俗认可的高薪工作,过稳定的生活,当这些目标达成的时候,他会很明确地表示欣慰和赞许。”

1980年,蒋晓云到美国留学。她说自己命好,念大学拿了3个文学奖,靠稿费和奖金过去,没打过工,在美国还买了辆新车,过得挺舒服,一年后又拿了奖学金。

在美国的三十年,蒋晓云为人妻、为人母,为人员工、下属、长官,“在高科技行业任职很怕知识落伍,有空就要充实本业新知,虽然手不释卷却很少闲暇读文学类的书。后来在上海驻点才有机会大量读中文,那个时候,什么都看,复习了我一直喜欢的明清话本、唐诗宋词,也读时人作品。”2006年到2010年,蒋晓云以外企高管的身份在上海常住,由于工作和寓所都在新天地附近,她每天穿行于石板路、旧建筑中,在这样的氛围里,她忽然想为那个年代、那些人写点什么。

夏志清王安忆说她像张爱玲,

可张爱玲自己不大高兴

素人,也就是普通人,“民国素人志”的构思出现在蒋晓云的脑海里。只是当她拟好框架之后,却打岔写了《桃花井》。在美国生活的几十年,她几乎不用中文,重新拿笔写作,先要练习中文打字。“我把《杨敬远回家》拿出来练习打字,那是我在生我家老二后坐月子的时候写的,是我写的最后一篇中文作品。当时还是手写,我拿那篇来用中文打一遍,就会了。打字的过程中开始有情绪上来,打完后我给侄女看,她追问我,后来发生什么事?于是我决定继续把它写下去。”

2011年,长篇小说《桃花井》发表在台湾《印刻》杂志。“她的人物族谱和张爱玲的某一阶段上相合,但要追踪得远一程,拖尾再长一截,好比是张爱玲人物的前生今世。张爱玲攫取其中一段,正是走下坡路且回不去的一段,凄凉苍茫。蒋晓云却是不甘心,要搏一搏,看能不能搏出一个新天地。”王安忆在《百年好合》的长篇序言中,多次提到蒋晓云和张爱玲的关系。

夏志清则直接称蒋晓云“不止是天才,简直可说是写小说的全才”,称她是“又一位张爱玲”。他在给蒋晓云第二本小说集《姻缘路》作序时提到,“比起张爱玲的《传奇》,那几篇喜剧型的短篇,真的并无愧色”。1977年,夏志清担任台湾联合报文学奖评审,蒋晓云凭借《乐山行》获奖,“在颁奖酒会还是典礼上认识了夏先生”。夏志清把《乐山行》寄给张爱玲看,她不大高兴,并不乐意别人把自己和其他作者相比较。

“我当时还年轻,对这种比较,我没法说好,因为觉得自己高攀不上;也没法说不好,那不是变成不识抬举了吗?但到了现在这个年纪,我很清楚地知道一个人的命运和创作,其实都受到个性的影响。我跟张爱玲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,我跟她的个性、际遇都很不一样,起码我在美国的生活是很快乐的,而她在美国的生活不太快乐,她喜欢白天躲在家里,晚上工作,我喜欢白天工作,晚上要睡觉,我觉得我是比较俗的。”

事实上,只要稍稍阅读蒋晓云的作品,就能明了,尽管她俩对世事洞明、人情练达的刻画同样老到,张爱玲的作品读多了,心是冷的;而蒋晓云的文字,在黑暗里能看见光。

突破王伟忠的眷村,

为“非败军之后”的台湾外省人代言

“第五家凑在小灯泡下偷看小说的那个小女孩也很可爱,她好像是张晓风、或爱亚、或韩韩、或袁琼琼、或冯青、或苏伟贞、或蒋晓云、或朱天文(依年龄序),总之她太小了,我分不出。”这是台湾作家朱天心在《想我眷村的兄弟们》一文中所回忆的情景。可是,蒋晓云并不是眷村人。

若干年后,蒋晓云在《桃花井》的序言中写道,天心在文中给我派了一间房,我当时没吭声。在台湾没有眷村庇护的外省人,是小众也是乌合之众,和眷村的鸡犬相闻不同,我们这种人家里出了事是不会有隔壁张妈妈李妈妈来关切或帮忙的,只会连夜搬家,消失在人海里。“和我的父母一样,作为外省第二代的我也习惯保留隐私,把自己藏起来,所以连故旧如天心,也错以为我是她眷村的兄弟姐妹呢。”

而近些年来,台湾眷村的故事越讲越多,赖声川的“表演工作坊”把《宝岛一村》舞台剧带到大陆巡演,“王伟忠接下来朱家姐妹以及其他能显父母的眷村子弟,用更有威力的传播工具,把眷村的故事讲得这么热闹,已经让眷村和台湾的外省人画上了等号。”

那眷村之外的外省人呢?1949年到台湾的外省人,很多是跟着国民党军队撤退的军人,可是也有“纯难民”,他们不住在眷村那种有围墙和卫兵的“军区大院”。“他们没有王伟忠代言,没有电视剧和舞台剧,也没有纪念馆。”为人子女的蒋晓云觉得,至少该让后人知道,台湾的外省人不是千人一面,“军区大院”外面也有异乡人的血泪斑斑。“他们多是庶民,跟国民党、军队没有多大关系,也无所谓政治理念。本质上,他们是为了逃难而离乡,与‘败军之后’的称谓并没有瓜葛,他们对国民党不信任,也没什么好感,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,他们更像是时代的‘难民’。”

长篇小说《桃花井》就是讲述父辈的故事。主角杨敬远,国共内战后只身赴台,后被同乡告发通匪,被关进绿岛。放出来后无依无靠,幸亏入狱前收养的义子有情有义,接他回家奉养。两岸开放探亲后,同乡募捐凑钱资助他返乡,没想到,却死在半路上。这个故事的原型是蒋晓云父亲的一位旧识,她还记得父亲跟她讲时的唏嘘:“最后连岳州城都没进去,还是没有回到家!”

【对话】

记者:写父辈的故事,这个过程的感悟应该很多吧?

蒋晓云:很感伤,也很遗憾,我父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他们在世的时候,子女忙着成长和生活,对他们的人生故事错过了深究的机会,只能靠想象和调研来补白。

《桃花井》写到动情时我泪流满面,刚好我儿子在后面叫我,我说干嘛,他吓一跳:“What happened(怎么了)”我说正在写一段很感人的故事,他就说你真会拍你自己马屁!很搞笑,可我写得很动心。后来有个朋友说我写的什么鬼东西,害她哭湿了两盒面纸,让我觉得很成功。

我这一辈父母教导说要救国救民救人类,立大志,不能赚大钱。可你发现立了大志救不了国救不了民救不了人类,还发现赚大钱好像要容易得多,一边赚钱同时知道这个世界有很多不愉快的事,自己能做到的就是保持一颗悲悯之心。

记者:很多人都认为,《百年好合:民国素人志》里任何一个人物的故事都可以写成一个长篇,但您在12个短篇里就写了14个女人,这让我想起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《繁花》,王家卫说《繁花》可以拆成很多个长篇,拍成系列电影。金宇澄也是几十年没写作,最后一口气写出了这本书,您也是停笔三十年没写,是不是心中憋了太多的故事?

蒋晓云:我第一次和我哥哥去造访父母原乡,到街上去吃风味小吃“酒酿鸡蛋”。我哥哥特地嘱咐店家:“一碗一个蛋”,我纳闷为什么需要特别交代?我哥哥说当地习惯,不另外嘱咐则来几碗都用一个蛋。“酒酿鸡蛋”里的酒酿是主要食材,鸡蛋负责的是提味配色,可是一经稀释,味道大不同。小说的故事是酒酿,需要米、水、天气、手艺、卫生条件等等,制作好酒酿的要素全都先于那颗蛋的存在。无论存货蛋多蛋少,按照最合理的食谱来煮这碗酒酿鸡蛋的才是好厨子。

记者:《随缘》这篇文章得到朱西宁先生的盛赞,后来是什么机缘让你和他女儿朱天文、朱天心一起上过胡兰成先生的课?

蒋晓云:朱西宁先生生前很爱护后进,我的死党当时又有些“胡迷”,听说他开有“私塾”就央我陪着去。他课堂上讲易经,应该很有意思,可惜我不是好学生,旷课比上课多,去了又自认是陪客,没有好好听讲。

记者:您好像很不喜欢胡兰成?

蒋晓云:小孩子不懂事,喜不喜欢人无需理由;我成长时期,台湾新闻还时而报道有青少年“看路人不顺眼”、就拳脚相向的。年轻的时候凭直觉过日子,见人几面就决定好恶,很不公平。现在想想,也许我对胡兰成不够了解。